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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大利亚近期的土地利用变化正持续削减原生植被的覆盖面积，并加剧其退化程度。这一进程导致野生动物可利用的完整栖息地大幅缩减，生态系统的整体韧性随之遭到削弱。土地清理活动主要集中在生产力较高的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林地和北部部分区域。在这些地带，农业开发与资源开采的扩张持续重塑着当地的地貌特征。生物多样性受损不仅体现为绝对面积的减少，更表现为栖息地的破碎化：原本连片的生境被分割成更细碎、更干燥、更孤立的片段，使得物种群体在面对火灾、高温、入侵物种及局部生态崩溃时显得愈发脆弱。尽管保护区设立和生态修复等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但在州政府与联邦制度重叠且复杂的层层决策体系中，栖息地持续流失的规模和速度，仍远超这些补救措施的应对能力。
蒙加贝新闻网近期启动了“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特别报道项目”，致力于持续产出高质量的新闻报道。我们将聚焦澳大利亚独特的野生动物、生态系统及其面临的多重威胁——包括栖息地破坏、入侵物种、气候变化和采掘业。有意参与的记者可通过蒙加贝官方网站获取详情。
澳大利亚常自诩为一个拥有充裕空间与广袤疆域的国度。在地图的宏观视角下，这片大陆的人口主要挤压在狭窄的沿海地带，而内陆那片广袤的红色区域似乎总是处于空旷与静谧之中。
然而，在生态学的审视下，这种“地广人稀”的刻板印象充满了误导性。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高度集中在那些靠近人类耕作、城市建设、木材采伐和矿产开采的区域。过去二三十年间，土地利用方式的剧烈变化持续重塑着这些关键区域的面貌。
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在这个以自然遗产为荣的国度，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也在遭受缓慢而不可逆转的挤压。
这一生态危机的基本脉络并不复杂：原生植被遭到清除或退化，导致生物栖息地日益缩小、支离破碎且抗逆性显著下降。随之而来的是物种数量的锐减，部分物种甚至彻底消失。澳大利亚国家环境报告已明确将栖息地丧失与改造列为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三大核心压力源之一，与入侵物种和气候变化并列。
自欧洲殖民者登陆以来，澳大利亚已丧失了体量惊人的原生植被，这一长期的历史趋势至今仍深刻地投射在现代景观之中。
《环境状况报告》指出，广袤的原生植被已被集约化的农业、不断扩张的城市及基础设施所取代，部分独特的植被群落其原有分布范围已大幅缩减。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澳大利亚的生态群落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排他性。失去特定类型的林地绝非仅仅等同于失去一片普通的树林，它往往意味着某个物种赖以生存的唯一栖息地就此在这个星球上抹去。
根据各州及领地通过实地生态调查、航拍与卫星遥感数据汇总的信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本土植被分布的变迁。这些数据虽由各州独立采集，但依据国家植被信息系统制定的标准在联邦层面进行了整合。
近几十年来，土地清理活动的分布呈现出极不均匀的态势。清理工作往往精准地集中在大陆生产力较高的区域：东部肥沃的林地与森林、北部广阔的稀树草原，以及那些牧场扩张仍能带来丰厚经济回报的农业前沿地带。因此，尽管从全国总量数据看似乎尚有余地，但破坏性影响具有极其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刀刀致命。
昆士兰州处于澳大利亚当代土地开垦争议的风暴中心，原因无他：规模使然。
该州的监测项目“全州土地覆盖与树木研究”长期追踪木本植被的动态变化。报告显示，近年该州存在大规模的土地开垦行为，其中绝大部分直接服务于牧场开发。该州官方发布的报告更是触目惊心：仅在2021至2022年度，就有超过230000公顷的受威胁动物栖息地和217000公顷的受威胁植物栖息地遭到清理。
这些并非枯燥抽象的统计数字，它们代表着受威胁物种赖以生存的具体物理空间。
这些区域包含着动物们不可或缺的成熟树木、连通的树冠走廊或特定的食源植物，同时也包含着已逐步恢复生态功能的再生林。值得注意的是，清理行为常以“这只是再生林而非原始森林”作为辩护理由。然而，在原始植被已然稀缺的区域，再生林在维持生态功能和提供栖息地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昆士兰并非孤例，它只是这场生态危机中最典型的样本。
新南威尔士州则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其开垦的总面积虽小于昆士兰，却因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而更具政治可见性和社会敏感度。
新州《环境状况报告》显示，开垦率随时间波动，主要受农业市场与土地管理决策的驱动。在这些区域，失去一片林地的生态代价往往是不成比例的沉重。当栖息地已呈碎片化状态时，每一次新增的损失都会切断关键的生态廊道，孤立脆弱的种群，并加剧边缘效应。
这正是生物多样性衰退看似渐进、实则可能骤然恶化的症结所在。物种可能在日益缩减的栖息地中苟延残喘多年，其生存空间却在被悄然蚕食。直至某日跨越了看不见的临界点——或许是一次繁殖失败，或许是火灾季节的错乱，又或许是一场热浪侵袭了本已疲惫不堪的种群。看似稳固的生态系统，终显其脆弱本色。
考拉常被视为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的象征，这既因其广为人知的国际形象，也因其已成为东海岸栖息地压力的晴雨表。
最新分析数据显示，2012至2021年间，昆士兰州与新南威尔士州有近200万公顷的考拉栖息地遭到清理。令人震惊的是，其中大部分清理行为并未按国家环境法的要求接受联邦层面的评估。
问题的核心不仅在于树袋熊正在失去赖以栖身的树木，更在于现行的监管体系难以将栖息地丧失视为一个累积性的国家级问题。 现实中，这些巨大的损失往往被拆解为成千上万个微小的地方性决策，从而逃避了宏观的审视。
栖息地丧失常被简单地视为面积减少的问题。实则，空间格局的改变同样至关重要，甚至更为致命。
砍伐极少形成整齐划一的单一地块，而是将完整的景观切割成支离破碎的残片。道路网与围栏阻断了动物的自然迁徙通道，残留的小片栖息地边缘日趋炎热干燥，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入侵杂草与野化掠食者更易在这些受扰动的区域扩散，进一步挤压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即便部分植被得以侥幸保留，其作为栖息地的生态功能也可能已不复往昔。
澳大利亚国家报告强调，许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状况正在持续恶化，栖息地丧失与改造仍是核心压力源。这种状况与气候变化产生了致命的恶性互动：连通的景观能为物种提供迁移空间，使其有机会应对降雨模式的变化或气温的上升；而破碎化的景观则彻底切断了这条求生之路。
土地利用的变化不仅涉及推土机将林地铲平为牧场，更包含对原生森林持续不断的商业开采。
数十年来，原生森林采伐始终是政治争议的焦点。这不仅因为它关乎区域就业，更因为它牵涉碳储存、水源涵养区保护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维持等多重核心议题。经同行评审的科学研究已证实，森林退化与碎片化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功能具有深远的破坏性影响。更有研究指出，某些采伐制度通过改变森林结构和燃料负荷，实际上加剧了火灾风险。
在经历了2019至2020年那场灾难性的“黑色夏季”山火后，土地管理与火灾之间的关联性愈发不容忽视。气候条件奠定了灾难的基础，而人类的土地管理方式则决定了火灾的烈度与走向。
澳大利亚的环境治理权限分散于各个管辖区，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拼图。州政府掌控着大部分日常的土地清理监管权，而联邦政府则负责监督具有国家环境重要性的事项。
在实践中，这种分工极易造成监管漏洞。《环境状况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使是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受到影响，也存在未依据国家法律进行移交评估的重大栖息地丧失案例。
这并非意味着监管的完全缺位，而是指监管体系可能存在标准不一致、执行力度疲软且难以有效应对累积性压力的问题。合法的清理活动仍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态破坏；而那些获批的生态补偿措施，也往往无法在物种存续的关键时间窗口内弥补已损失的生态价值。
保护行动常被僵化地框定为“保护”与“开发”之间的二元对立选择。实际上，这更多关乎优先级的设定与精细化的方案设计。
扩大保护区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尤其当其守护的是那些完整的栖息地与气候避难所时。生态修复工程能够重新连接破碎的生境，但这一进程往往极其缓慢，且鲜少能快速复原古老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相比之下，激励私人土地管理者采取长效的保护措施，往往比短期的合规检查更具实效。
然而，若砍伐的速度持续超越修复的能力，上述所有措施皆将沦为徒劳。澳大利亚国家报告显示，许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指标仍呈负增长趋势。
这个国家依然拥有非凡的自然瑰宝，同时也拥有依赖土地与资源发展的现代经济。过去二三十年间，这两大要素的博弈主要通过妥协与拖延来维持平衡。但棘手之处在于，生物多样性绝不会妥协——它只对实地残存的生态条件作出最真实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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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瑞特·艾尔斯·巴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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